行走丨高初建：回忆阿塞拜疆之行
作者简介：
高初建，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，毕业后曾在煤炭工业部工作，后辗转加入新闻媒体。退休前为《中华工商时报》编委、高级记者。
巴库夜景。
前几天有消息说，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任命自己的太太阿利耶娃为该国第一副总统。由此，阿利耶娃这位被称为“外高加索第一美女”的女人，成为阿塞拜疆第二号人物。
我无意讨论这个新闻以及与此相关的花边轶事，只想借此回忆一下当年的一次阿塞拜疆之行。
很巧的采访机会
大约在2001年，一个很巧的机会，我被邀请去阿塞拜疆采访。当时，国内某大油田准备与阿塞拜疆合作，中方认为有必要为合作造一下声势，邀请了中央电视台、国际广播电台等媒体同行。也许因为中方访问团中有几家民营企业，并且采访必然涉及大量经济方面的话题，所以，在全国工商联属下的《中华工商时报》供职的我，也被邀请了。
阿塞拜疆是亚洲国家，位于亚洲西部外高加索的东南部，东临里海，南邻伊朗，北靠俄罗斯，东部与哈萨克斯坦、土库曼斯坦隔海相望，西边与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相邻。阿塞拜疆是前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之一，虽然面积不大，但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。
在西伯利亚油田未发现之前，苏联需要的石油、甚至欧洲的石油，基本产自阿塞拜疆著名的巴库油田。了解二战史的朋友应该知道，当年希特勒东进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，就是拿下巴库。有人说，如果当年希特勒真的占领了巴库，历史可能会改写。
苏联时期的15个加盟共和国中，阿塞拜疆和俄罗斯是仅有的两个不需要中央财政补贴的共和国，其经济地位和生活水平可见一斑。苏联解体后，阿国的经济有些滑坡。一方面，俄罗斯人与阿塞拜疆人的关系不好(后面细说)；另一方面，俄罗斯西伯利亚油田的开发，对阿国的影响太大。在伊朗、俄罗斯两大产油国夹缝中，巴库石油怎么运出去都是问题。
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在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，阿国的分工就是把石油采出来，其他不用管，自有老大哥协调安排。苏联一解体，麻烦来了。粮食、肉类、蔬菜等等阿塞拜疆还能够自给有余，轻工纺织日用生活品的供应就难办了。
采访高层
不知什么原因，阿塞拜疆方面对我们的采访非常重视。我们刚到巴库，中国大使馆就通知我们，阿塞拜疆的外交部长、农业部长要求亲自接受采访。大使馆方面特别转告，农业部长是阿国执政党的第三把手，大概相当于“政治局常委”，党内地位很高，建议我们认真对待。
这一来，我们还真有点不知所措。本来以为到阿塞拜疆无非是参观一下油田企业，重点看看咱们中国企业是怎么走出去的，能不能搞定巴库油田，拿几个“大金娃娃”。没想到，政府部门“强力介入”，而且高层领导兴趣盎然，主动要求接受采访。原来的剧本没这一出啊，咋整？
几位新闻同行紧急碰头商量。他们表示，拍采访片子，录原声录音等等，都没问题，而且回去有把握在电视台和广播中出影儿出声儿。问题是，来的这几位分别是编辑、主持、摄像，除我之外他们很少在一线采访，尤其不熟悉经济方面的话题。
于是，几位连连给我戴高帽，又许愿请我喝啤酒，油田同去的领队也一通劝说。最后，我只好以大局为重，同意采访时我抱着炸药包先上，大家掩护。即，由我出面提问题，其他人补充。
采访经过不必多说，记住几个细节：
第一， 我出了不少汗。因为紧张，也因为我平时很少打领带，那种场面却不能不把自己绷起来。
第二， 外交部长（据说是总统的女婿）和蔼可亲，采访中表达了对中阿两国友好关系的高度评价（这方面我不敢乱说什么），表达了对加快推动两国经济合作的期待（这方面我顺竿爬般地提了几个问题），同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表示很感兴趣。比如，部长先生告诉我们，自己的衬衫、领带都是中国制造，物美价廉，他很喜欢。总之，对外交部长的采访比较轻松，十分顺利。
阿塞拜疆外交部大楼。
第三， 对农业部长的采访大开眼界：红地毯迎接；介绍出席人员用了10分钟，印象是各司局领导都到场了；部长先生很有派头，威风凛凛，而且开场白很长，把我们的翻译累得不轻；我给部长的提问不多，因为他几乎不怎么让我们说，他自己滔滔不绝，我只要做出认真记录的样子就很好。
第四， 第二天，大使馆有话说，听了使馆派去的翻译回去汇报，大使很满意，认为我们提的问题很好，没毛病，甚至可以说没瑕疵，我们的表现体现了国内媒体人的良好素质。（此处好像应该有掌声？）
不管怎么说吧，能把这样临时安排的涉外采访应付下来，我们也松了口气。
中国企业的意图
巴库油田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，许多油井不再开采。但是，“不再开采”不意味着油井彻底报废了。中国人认为，巴库的一些老油田还有潜力可挖，比如还有10%的“可采储量”。阿国人采不出来了，但利用中国的“抽干采净”的采油技术，完全可以在巴库油田找点机会。他们这次去，就是打算以“打包投标”的方式，选择某几块油田，投入几十万美元买下其全部资料和后续开采权。后来据我了解，中国油企在阿塞拜疆还是颇有收获的。
在阿塞拜疆，中国的民营企业老板们还发现了另外的机会。比如，阿塞拜疆与苏联的生产方式一脉相承，粗犷，大手大脚，油田上到处是随意抛弃的井架、管道和各种设备。某老板表示，他准备来“捡破烂”，回收废旧钢材。他认为这几乎是白拣，只需要付出一点海关税和运费，回国就能脱手而且利润极高。又比如，有几位老板准备把国内的家电产品出口到阿国，或者在阿国投资生产轻工产品。
还有一位老板更敢想，他听说里海的渔业资源很丰富，著名的鱼子酱就是里海的特产。可是，阿国渔业落后，缺少渔船，他想与阿国农业部合作，从中国（通过铁路）把渔船拉过来，“承包里海渔业”！
中阿友好
我们去阿塞拜疆之前不久，该国与亚美尼亚刚刚发生一场小型战争。我们去的时候，双方尚在停火中，巴库还实行宵禁和灯火管制。那场战争的起因是阿国有叫纳希切万的飞地，隔着亚美尼亚与本土不相毗连。这块地方的主权问题在阿、亚两国之间存在争议，一言不合就兵戎相见大打出手。
据阿塞拜疆的朋友告诉我们，在联合国讨论双方争执的时候，共同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坚定支持亚美尼亚，信奉伊斯兰教的阿塞拜疆本来有些孤单，没想到得到了中国的支持，这让阿塞拜疆人非常感激，也是农业部长接受我们采访时一再强调的“中阿友好”的重要原因。
的确，我们在阿国期间，处处感受到当地人的友好善意。走在街上，很多人会向我们微笑示意。在游览里海的船上，两个小男孩一边做出武术动作，一边嘴里喊着“功夫”，“中国好”。
在一个叫“十月”的农场（农业部长强烈推荐我们去看的），农场主向我们展示他收藏的中国画册。在巴库一个有名的露天餐馆，主人把最好的位置留给了我们。
在餐馆吃饭时有个小插曲，现场有乐队演奏，邀请我们上去唱歌。一位同行的企业家那天喝伏特加有点喝高了，糊里糊涂放开嗓子唱了一首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。当时，乐队的乐手很有礼貌地为他伴奏了，但歌唱完了无人喝彩，反而有个大汉仿佛无意地伸出脚给我们那哥们儿使了个绊，让那哥们儿来了个趔趄——阿塞拜疆人对中国人的好客和对俄罗斯文化的反感真是毫不遮掩，旗帜鲜明。
生活点滴
阿塞拜疆人信奉伊斯兰教，但世俗化程度很高。比如不禁酒，餐馆有各种酒，酒吧、夜总会生意红火。没有看到女人蒙头巾，反而能看到街上的女孩儿衣着时尚，美女众多。阿塞拜疆语属于突厥语系，和土耳其语非常相近，他们两国国家的关系也非同一般。走在街头，路边放的音乐听起来很像土耳其风格。另外，阿塞拜疆亲欧美，英语普及，欧美文化的影响也非常明显。比如在一些酒吧中，播放的就是欧美流行乐。
阿塞拜疆的蔬菜、水果大量出口俄罗斯，据说在莫斯科、彼得堡经营蔬菜水果的，有相当一部分是阿塞拜疆人。但是，阿塞拜疆人的饮食中少有蔬菜，以牛羊肉配奶油、土豆煮出来的糊糊和面包为主。在巴库期间我们定点在一家当地餐馆就餐，早中晚三餐就是那几样，无非是加工方法稍有不同。
我们吃了两天就受不了啦。问老板有没有大米，老板说有，我们请他煮点稀饭，告诉他怎么煮。第二天早上，给我们端上来的是一锅牛羊肉加奶油加土豆的米糊糊。弄得我们没脾气，只能换个地方。
在巴库有三顿美味印象深刻。一次是在一家漂亮的露天餐馆，那里环境优雅，花木掩映，黄昏中闪烁着灯火，一支室外小乐队演奏着悠扬的乐曲。这餐馆的菜品有点西式大餐的样子，有鱼，有虾，有蘑菇，还有一些绿色蔬菜，从烹调方法说，煎、烤、炸、煮变化多样，可以说是一次美好的享受。
另一次，是在巴库的一家叫作“北京饭店”的中餐馆，老板据说是北京人，供应的菜品川、鲁、粤菜一勺烩，什么辣子鸡丁、咕噜肉、京酱肉丝，五花八门，主食可想而知有扬州炒饭等等。按我的标准看，这个“北京饭店”尽管在巴库属于高档餐厅，菜肴的水平实在一般般，而且价钱太贵。但因为我们有一段时间没吃中餐了，所谓“饿极糠如蜜”，那顿饭还是吃得很过瘾。
尤其要说的是，这家“北京饭店”居然有北京红星二锅头，就是那种绿玻璃瓶的，在北京当时好像是四块多吧，在巴库标价200元。200就200吧，哥儿几个要了一瓶，顿时有种“他乡遇故知”的感觉。
第三顿饭是咱们驻阿塞拜疆大使请客，尽管我们这次去采访跟外交口一点关系也没有，但大使似乎对我们的工作很满意，特意提出请我们几个媒体人吃饭。他对巴库很熟，找了一家正宗的土耳其烤肉馆。那家馆子不大，外表其貌不扬，里面干净整洁。老板是个阿塞拜疆大叔，满脸笑容地亲自上炙子给我们烤肉。老板娘和她的女儿风姿绰约，前前后后地忙碌服务。
这家的牛肉烤得确实好，八分熟，极鲜嫩，撒的是我不知名的香料，肉还没到嘴边，喉咙里一只小手快伸出来了。大使还向我们推荐了几款阿塞拜疆产的红酒，介绍说，阿国的红酒与名气很大的格鲁吉亚红酒难分伯仲。其实，我对红酒没有什么鉴赏能力，能喝着红酒配着烤肉，已经很知足了。
在巴库，我们住在“阿塞拜疆大酒店”，虽然说是一家专门接待外宾的酒店，但硬件设施实在不敢恭维。我房间有盏灯是坏的，厕所里的手纸粗糙不堪，洗漱用品一律欠奉，计划经济的后果看来迟迟无法消除。
不过，打扫房间的“玛达姆”（俄语大婶的意思）态度很好，每天笑脸相迎，殷殷问候。“玛达姆”对我从国内带去的手纸、洗发水很感兴趣，流露出羡慕之意。给我们开车的司机大哥则注意到我带的国产香烟（我记得是“山茶花”牌，中档吧），每天跟我比划着要两根。
如您所想，临告别时，我把身上的香烟都送给了司机大哥，大哥一脸严肃地郑重地跟我握手。而对“玛达姆”，我除了送她一瓶几乎没怎么用的洗发水，还送了她几件我从国内带去的小礼品——两小瓶风油精，一把折扇，一个工艺小挂件。当时，“玛达姆”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，脸上挂着泪水，搞得我也有点伤心。
转眼之间，十几年过去了。回来之后，我应邀参加过阿塞拜疆驻北京大使馆的选举观摩活动，见证了现在这位阿利耶夫总统的当选。还有一次是应邀参加一次小型宴会，重温了土耳其烤肉和阿塞拜疆红酒的味道。
这几年，与原来的朋友没什么联系了。听说，阿塞拜疆的变化很大，巴库的高楼大厦新建了不少，里海岸边灯红酒绿，各种游乐场所与越来越多的清真寺交相辉映。这是更世俗了，还是更崇教了？无论如何，祝愿那里的人们更幸福。
（本号获作者许可推送，图片来自网络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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